陌生的“村”和断裂的文化

　　地名拒“村”

　　重庆市新命名的城市标准地名，将不再使用“村”字。7月31日，重庆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有关负责人称，今后审核城市新地名，“某某村”将被拒绝。但对现有带“村”城市地名，原则上不予更改。(8月1日《重庆晨报》)

　　重庆市之所以规定今后新命名的城市标准地名不再使用“村”字，该市民政局的一位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：“城市地名带村字，给人的感觉，有点农村味。”事实上，把“村”归入贫穷、落后的认知里，对很多人来讲，都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这当然是荒谬的，而且可以信手拈来身边的例子加以反驳。比如，“奥运村”、“亚运村”甚至各种度假村贫穷、落后吗?其实，“村”说白了，就是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，而农村不过是人类“村”的一种方式而已。

　　但现在，“村”成了城乡分割的标志，被异化成了贫穷、落后的代名词。城市里的“村”——城市居民聚集地，更多是一种现代性、全球性、欧美性的方式命名。于是，我们看到欧式花园、新加坡风情等为命名或宣传的小区很多。在中国自己的城市里，我们很难发现属于中国元素、符合中国文化的居住小区，更不用说鲜有开发商用“村”这个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字眼为开发的楼盘命名。在城市看到的文化类型里，唯独没有中国自己的元素。

　　城市标志命名，看似一个商业现象，背后却透着文化心理。在全球化过程中，面对欧风美雨的侵袭，我们的文化元素、文化自觉正在屡屡失守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20世纪中期，国内有识之士开始探讨文化自觉。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到乡土中国、乡土文化概念。乡土文化当然是以乡村为载体，但这种文化产生于乡村，却已经渗入到国人文化心理之中，而不仅仅局限在农村。在中国乡土文化和文化自觉中，村只是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符号。

　　但现在，“村”——这个乡土中国、乡土自觉最重要的文化心理符号，正在很多人眼里，特别是城市居民看来，显得非常陌生。把“村”归入贫穷、落后的认知里，就是在欧风美雨的全球化中，中国文化自觉丧失的表现所在。这种对中国文化符号的陌生感，随之产生的不仅仅是文化心理上的断裂、文化自觉性的丧失，更进一步加剧了城乡隔阂：在城市居民看来，农村的符号离他们很远;在农村居民看来，城市的符号更是遥不可及。

　　正是因为城市居民和管理精英对“村”的这种贫穷、落后的认知，造成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搞成了偏重村容、偏重形象的“新村建设”，甚至出现了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。而把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加强的乡风文明、文化建设抛到一边。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，固然是导致人们对“村”错误认知的一个原因，但从根本上说，这是乡土中国、乡土文化缺失造成的结果，是人们文化自觉性不强的结果，文化心理上已经偏离“中国化”。